5/3/2018 5:22:00 PM
信陽翻譯公司來談談傅雷
作為翻譯家，人們說傅雷“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他向國人翻譯的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響了不止一代人。傅雷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自成一家，他翻譯的某些作品至今無人能出其右，他“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的風格，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的大批翻譯家。那么，他作為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代表給我們留下了什么？作為翻譯大家，他又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樣的啟示？
信陽翻譯公司推薦的國內的三位知名翻譯家分別為：《紅與黑》等譯作者及傅雷研究專家羅新璋和廣東花城出版社副社長、翻譯家、法國文學研究會理事羅國林，以及翻譯家、南京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許鈞。看看他們對傅雷的評價：
問題一：在傅譯作品中，你最喜歡哪一部？
羅新璋：我想分開來說，傅譯的羅曼·羅蘭作品當中，我最喜歡的是《約翰·克里斯朵夫》，傅雷在此書中融進了自己的朝氣與生命激情，自己的頑強與精神力量；而在傅譯的巴爾扎克作品中，我最欣賞《高老頭》。《約翰·克里斯朵夫》前后翻譯了6次，是最值得推敲的書。而我認為對當年的年輕人影響最大的是《貝多芬傳》。在所有傅譯作品中， 不論是伏爾泰的機警尖刻，巴爾扎克的健拔雄快，梅里美的俊爽簡括，羅曼·羅蘭的樸質流動，在原文上色彩鮮明，各具風貌，譯文固然對各家的特色和韻味有相當體現，拿《老實人》的譯文和《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比，就能看出文風上的差異，但貫穿于這些譯作的，都帶有一種傅雷風格。
羅國林：我認為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歡的作品，當然是《約翰·克里斯朵夫》，因為這本書先出了中譯本之后又出了修改本，應該是他最好的作品了。從書的內容看，他翻譯講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雖然傅雷關于翻譯的理論不多，但“重神似而非形似”是他最核心的觀點，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傅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這點，可以說是傅雷最好的作品。
許鈞：是《約翰·克里斯朵夫》。傅譯的版本不僅譯出了作品的文字，還譯出了作品的生命，正因為他有著不亞于羅曼·羅蘭的深厚的藝術修養，有著與其同樣挺拔的精神人格和同樣純真赤誠的心靈，他才能洞入作者的創作意境，參透作者的思想靈魂，因而傅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在中國士人中家喻戶曉。傅譯羅曼·羅蘭在中國產生的影響超過一般的西方作者及其作品的漢譯，羅曼·羅蘭作品是在我國翻譯界以外的讀書界、 文化界乃至整個知識階層談論得最多的西方作品之一，在傅雷百年誕辰之際，重讀傅譯羅曼·羅蘭，是件有意義的事。
問題二：傅譯的風格是什么？
羅新璋：傳神，像臨畫一樣，形似神似渾然一致。我記得自己在北大上學時，就讀了傅譯的作品，一讀之下驚為天人，所以我又馬上到圖書館找了外文原版來讀，對照之下我發現傅雷的翻譯實在是太精妙了，于是我便將傅譯作品全部研究了一遍。舉個小例子，在《約翰·克里斯朵夫》當中有一句話，原文是“他自己感覺是個被誤認的天才”，傅雷把這句話翻譯成“他自己感覺懷才不遇”，這就沒有硬要按照原文來譯，而是用了中文的成語。另外，他對翻譯的要求是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講究色彩變化，而且他講究用字不重復，比如在原著中兩次出現表示“難過”的法語單詞，他卻在譯文中用“悲哀”和“蒼涼”來區分，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講究。
羅國林：傅譯的風格是嚴謹，精雕細刻，講究“神似”而非形似。我在學生時代就讀過傅譯的作品，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記得有位翻譯家曾經很自豪地說“我的譯作絕對和原文一句不差”，但這并不一定就好，相反，過于“死摳”和原文的一致，倒是往往會失去原文的風格。
許鈞：傅雷追求譯文風格與原文風格的“肖似”與相“合”，即譯者風格與作者風格或譯文風格與原文風格的渾然一致、和諧統一，這正是翻譯文學的審美勝境。當年傅雷重譯《約翰·克里斯朵夫》，是因為初譯“風格未盡渾成”，重譯《高老頭》，也是因為“不滿譯文風格”，可見他把傳達原作的風格作為翻譯活動的藝術追求。
問題三：在傅譯作品中，令您印象最深的選段是哪個？
羅新璋：我印象最深的傅譯作品段落是《約翰·克里斯朵夫》第三卷最后一節，約翰·克里斯朵夫在父親死后酗酒、落魄潦倒，像他父親一樣走到同樣淪落的地步，來看望他的舅舅帶著克里斯朵夫來到他父親的墳前，講了一段話，大意是“每天都要去虔誠地度過，永遠不要放棄希望。”對于這段文字，有的評論家認為，“舅舅”這個人物是托爾斯泰的化身。
羅國林： 我印象最深的是《約翰·克里斯朵夫》關于音樂描寫的片段，因為時間久了，具體哪個片段我也說不上。我記得的是此書關于音樂的描寫極多，如果譯者對音樂不在行，根本無法自如地翻譯。可是傅雷除了古文底子好以外，對音樂也很在行，我相信后人再翻譯此書絕不可能超過傅譯了。
許鈞：《約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卷第一部，“江聲浩蕩，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層水霧沿著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黃的天色黑下來了。室內有股悶熱之氣。”這段當中的“江聲浩蕩”作為一句極具代表性的經典譯例，就很值得品味，它創造了“作者、譯者和讀者的共鳴與視界融合”，“江聲浩蕩”已經成為傅譯《約翰·克里斯朵夫》的一個重要符號，濃縮了洋洋百萬余言，穿越了歷史與永恒，始終依舊，鐫刻在讀者心中。
問題四：三位都是翻譯家，傅譯作品對您的翻譯工作有何影響？
羅新璋：從大學開始，我就喜歡傅譯作品，想從當中學得技巧，我當年寫了封信給他，還附上我的一篇翻譯習作，傅雷很快就給我回信了，他在信中很中肯地說我的那篇習作離原文太遠，還跟我談了很多翻譯方面的問題，后來我們又通過幾次信，但是在他給我寫來的信中從來沒有談過具體的技巧，談的全部是翻譯的原則、譯者的修養等等，他告訴我說“技精之后才能傳神”。傅雷自己的文章當中很少有談翻譯技巧的，他重視傳承，當年我跟他通信了幾次，他還幫我改了兩篇譯文，我想對他來說，像我這樣一個從未跟他謀面的毛頭小子，為什么會有這個運氣，是因為他把我看成是翻譯工作者的下一代，是他想去拉一把的。
羅國林：傅雷提出“重神似而非形似”，我也是這個理論的追隨者，我也翻譯過《歐也妮·葛朗臺》，在當中很多的地方我都沒有死摳原文，而是用了神似的手法去譯，我一直相信，譯文只有“活起來”，才能表達原文的風格，與原文一字都不差的譯作，并不等于就是好翻譯的工作。
許鈞：在我30歲的時候，傅雷對我而言是一部書，一部普通的書，因為那時我只知道傅雷是個做翻譯的。在我40歲的時候，傅雷對于我而言，是一棵樹，一棵常青樹。是他這棵常青樹，延續了巴爾扎克、梅里美、羅曼·羅蘭等法國文學家在中國的文學生命。由傅雷翻譯的書，我開始關注書后的人，關注了賦予原著生命的翻譯家傅雷，漸漸的，我懂得了翻譯，懂得翻譯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文字轉換，而是一種思想的播遷，一種跨文化的交流，我現在過了50歲，傅雷對我而言，已不僅僅意味著《約翰·克里斯朵夫》、《高老頭》等數百萬字的經典譯作，也不僅僅是賦予原作生命，使原作生命在中國得到延伸的譯界常青樹，而是一個人，一個大寫的人。
問題五：如何評價傅譯作品在中國翻譯文學史的地位？
羅新璋：他是20世紀的一大“家”，在中國，英文翻譯是朱生豪，法文就是他了。在傅雷之前，也有幾個翻譯家去翻譯巴爾扎克，但他的才是真正的“文學翻譯”，之前的那幾位只是“語言學家”，而不是“文學家”，傅雷使中國巴爾扎克的翻譯進入了一個新境界，他把整個法文翻譯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他500多萬字的譯作堪稱精品，每個字都經得起推敲。傅譯的“質”與“量”并重，現在仍無人能夠替代。但后人最應該向他繼承的并非是技巧，而是他工作時的投入、專心，這是浮躁的現代人最缺乏的。
羅國林：傅雷在中國文學翻譯史上地位非常崇高，像傅雷這樣的翻譯家不多，他不僅是理論家，更是實踐家，他身體力行地實現著他的翻譯思想，以大量優秀的作品為中國的文學翻譯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今天，也許有人會說“我翻譯的某個字、某句話比傅雷譯得好”，但絕沒有一個人在綜合成就上超過傅雷。
許鈞：我贊同傅雷生前好友、北京大學張芝聯教授的說法，傅雷不僅是個“文藝家、翻譯家”，更是個“政治家，知識分子和心理學家”。很顯然，翻譯不是簡單對語言的轉化，必須表明文化立場、文化的視野和對文化的追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傅雷是難以逾越的，傅雷的翻譯是和我國當時的社會需要和政治形勢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傅雷的功績會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顯現出來，認識傅雷身上體現出的翻譯精神必須先正確理解翻譯。翻譯不僅是簡單的文字轉換，它作用于文學，作用于文化的意義不可忽略。翻譯是打開外面的世界，通過文化交流，豐富自身世界的一種渠道。在當下經濟一體化，文化要求多元化的背景下，紀念傅雷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