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9/11 16:03:00
未來文學翻譯的發展-樂文翻譯
文學翻譯稿酬只多5倍，文學翻譯評論應對推動評價體系發展有所建樹文學翻譯質量真的每況愈下了嗎，而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者。
世界名著有幾十個譯本司空見慣，而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者，通常只能拿千字不足百元的稿酬。
“文學翻譯質量一代不如一代？”“文學翻譯稿酬太低？”6月8日，由上海翻譯家協會和上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聯合主辦的“再登巴別塔??文學翻譯的現狀與未來”專題研討會上，60余位翻譯家、評論家濟濟一堂，對于社會上這兩種普遍聲音的辨析成為會上討論的焦點。
文學翻譯評論應對推動評價體系發展有所建樹
文學翻譯質量真的每況愈下了嗎？這個時代為何少有傅雷式的優美譯文？上海翻譯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譯文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黃昱寧對此并不認同，在她看來，衡量文學翻譯質量缺少客觀、全面、與時俱進的評價體系，是造成讀者這一刻板印象的主要原因。“近兩年來，翻譯問題唯一一次進入大眾視野的就是馮唐《飛鳥集》譯本，但這次討論造成的結果只是我每天收到無數個電話要求重譯《飛鳥集》，對于真正翻譯評論的推動，價值幾乎為零。”黃昱寧認為，時下的翻譯評論對于具體作品的分析往往缺乏專業性，少數有見地的專業評論往往被聳人聽聞的言論所淹沒。即使是優秀的專業評論，大多還是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層面，缺少提煉、思考的過程，無法上升到不斷完善評價體系的層面。翻譯理論長期困在象牙塔中，與譯者、媒體、讀者等都有一定距離，缺少深入淺出轉化的文體和平臺，以至于近年偶爾出現的大眾層面的翻譯討論，仍然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
翻譯評論的困境一方面在于，隨著大眾外語水平的提高，誰都可以就此發表看法，“翻譯評論”和一般“文學評論”的界線越來越模糊模糊，另一方面，真正愿意花時間投入翻譯評論的又是少數。“做翻譯評論，意味著要花費兩倍時間讀原文和譯文，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上海翻譯家協會理事、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翻學院副院長吳剛說，專業評論的缺席和以偏概全、充滿語言暴力的網絡差評，例如動輒便說“看了一頁就看不下去”，讓文學翻譯難以得到真正有深度的探討和鑒別，“信達雅”的標準如何理解，隨著文學的發展，更是歧義叢生。
在黃昱寧看來，滯后的文學觀普及工作，構成了評判標準的另一重干擾因素。“世界文學潮流的嬗變，對我們衡量好譯本的標準，一直在提出新的審美要求，但我們的普遍欣賞水準與這種要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脫節。讀者對現在的譯本提出批評時，往往會提到，如今譯者的中文造詣遠不如過去，譯文讀來常有生澀之感，‘文采’闕如。問題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所面對的原文，和林紓或傅雷時代所面對的原文，本身就發生了巨大變化。”黃昱寧提出，現當代文學更跳躍更抽象，更重視文字所攜帶的意象和信息，而有意避開那些已成定式的華美程式。這要求譯者對現當代文學的特點有更強的領悟能力，相應地，人們對譯作的評價標準也應有適當改變。“比如說，幾年前在微博上幾乎全民參與的喬布斯情書翻譯，就有很多耐人尋味之處：這是一封極簡單的由近乎純口語的文字寫成的信，但很多網民激賞的、認為‘文采斐然’的譯文都是合轍押韻、辭藻華麗的東西。經常能聽到大部分讀者對于譯本最高評價是‘流暢’，相應地，對于不喜歡的譯本，一般最常見的指責就是‘不流暢、疙疙瘩瘩’、‘讀不懂’或‘毫無美感’。這里的情況相當復雜，但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文學普及教育，滯后于現當代文學的發展。”
今天文學翻譯面對的對象和讀者已與過去大不相同，信達雅的標準，尤其是“雅”字，如今該怎么理解？在讀者對歐式詞匯和語法的寬容度越來越大的今天，“信”和“達”又該制定怎樣的新標準？每天都在誕生的新詞應該以怎樣的標準和速度引入翻譯才合適？在互聯網輕易就能提供簡單檢索的今天，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有沒有必要削減原先簡單的說明性注解，擴大闡釋性注解的比例？在人工智能開始介入創意寫作、翻譯的時代，各種翻譯軟件層出不窮，新一代文學譯者如何看待這種全新形勢，如何在懂得使用最新工具的同時發揮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獨特價值？在與會者看來，優秀、成熟的文學翻譯評論應對推動評價體系發展有所建樹，在文學不斷發展的今天，對于以上問題的討論，還遠沒有答案。
比起低稿酬，更令人擔憂的是復譯與首譯的失衡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工資漲了100倍，文學翻譯稿酬只多5倍。過去，翻譯家能憑借翻譯過上體面生活，如今，很少人能夠僅憑翻譯過活。”上海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涌豪為文學翻譯的低稿酬打抱不平。稿酬，確是譯者們直面的又一個關鍵性問題。“除了‘翻譯質量是否每況愈下’之外，我經常被問到的另一個敏感問題是‘文學譯者的稿酬是否過低’，‘稿酬低是不是造成翻譯質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黃昱寧說，與實用類筆譯或口譯相比，文學筆譯的稿酬水準平均線確實比較低，“但我們也應看到，文學筆譯的稿酬是出版社支付的，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譯者稿酬最終取決于成書后創造的市場價值。提高譯者待遇，如果離開對這個前提的認知，那就無從談起。書價低、外國文學閱讀門檻較高等，都是造成這類圖書市場價值偏低的原因。”
作為出版業和翻譯界的雙棲者，比之“稿酬過低”，黃昱寧更擔心的是，稿酬背后的市場導向與輿論環境可能導致復譯與首譯的嚴重失衡。“通常情況下，公版書的利潤率遠遠高于版權書，而操作難度則遠遠低于后者。市場上扎堆出版的通常是銷量有保證的世界名著，它們往往已經有大量現成譯本，復譯可以借鑒前人，難度大大降低，譯者承受的壓力也遠不如首譯本大，得到的美譽度反而常常高于首譯本。世界名著被重印的可能性也遠遠大于很多現當代作品，這使得譯者在復譯本上得到的收益有可能大大高于首譯本。”
打開圖書電商網站，人們可以找到幾十個版本的《小王子》，而某些高額支付譯者稿酬或版稅的案例，也都發生在公版書領域。“這些早已被重復翻譯多次、除了商業價值外別無意義的復譯，因為出版社沒有其他成本，往往開得起優厚條件的合同給譯者，而大部分版權書都是知名度且有待積累的現當代作品，承擔這些任務的譯者難度高風險大，但出版社卻沒有更多成本可以支付給譯者。”翻譯與市場的這種倒掛形成了一個怪圈：世界名著有幾十個譯本司空見慣，而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者??承擔這些的往往是中青年譯者，通常只能拿千字不足百元的稿酬。讓翻譯和出版界人士擔憂的是，長此以往，本來就極為有限的譯者資源大量流入復譯大潮，公版書重復出版現象愈演愈烈，現當代作品的翻譯質量則進一步下降。翻譯文學的表面繁榮之下，隱藏著不合理的結構??有文化積累價值但市場前景黯淡的現當代純文學翻譯作品，生存空間不容樂觀。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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