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9/14 10:07:00
四種主要語言區漢學家淺談中國文學翻譯現狀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書籍市場。其中有多少中國文學能翻譯成外文出版？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生態如何？8月15日舉行的第五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世界各主要語種翻譯家談中國文學翻譯現狀。
德語翻譯家：
中國科幻小說成了上升的國際明星
生在德語區國家的奧地利翻譯家科內莉亞提供了一組數據：截止到2014年，中文德譯本總共只有380種在德國出版（不包括課本及專業書），覆蓋了中國各個朝代的詩歌和經典書籍。
“在小說方面，只有47位作家的作品被翻譯。”科內莉亞介紹說，這些書的主題，三分之一是愛情、婚姻和家庭，三分之一涉及社會和政治歷史，其余20%是神話、童話，另20%是漫畫。2014年以前，奇幻、科幻、犯罪小說方面的書幾乎沒有。
一邊是中國巨大的文學市場，一邊是在德國稀少的翻譯市場占有率。造成這種局面，自然有其歷史原因。但令科內莉亞感到疑惑的是，到了21世紀，為什么中國文學在德語文學市場依然微不足道呢？
通過詳細調查，她找到幾點原因：首先，把中文書籍翻譯成德語比較貴。翻譯一本書花費15000歐元并不少見，但是往往只能賣出3000冊；其次，德國出版商認為，中國作家出國旅行較少，因此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不高，人脈關系不夠；同時，德國出版界對中國文學的歷史缺乏了解，不懂中文，所以往往無法鑒賞評估要翻譯的中文書。
“好在，現在中國有一群處在上升期的作家，漸漸被國際社會所關注。”科內莉亞注意到，2013年，美國紐約的一個出版社出版了中國作家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獲得全球成功，并得到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贊賞。在德國，一個新的文學雜志刊物創刊，完全是關于中國科幻小說的。在她看來，“中國科幻小說成為了上升的國際明星。”
科內莉亞說，國際文學市場其實就是被一些大腕支撐，他們跨越各種文化邊界找到讀者，名揚四海，成為品牌。“他們可能是一個人，例如村上春樹；也可能是一群人，如瑞典的犯罪小說作家們，由此形成獨特的文學品牌。所有人都愛這種愛與被愛、生死起伏的普世作品。”
在德國漢學家郝慕天看來，除了中國的劉慈欣外，莫言在德國也已成為“品牌”。他說，早在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前，作品《紅高粱家族》便被張藝謀拍成《紅高粱》并斬獲1987年柏林金熊獎，莫言因此在德國聲名鵲起。在德國，有很大一批人一直都很狂熱崇拜這部電影，過了一二十年依然如此，許多電影院辦回顧影展，都想邀請莫言參加。“等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德國出版商趁著這一熱點翻譯莫言的作品。有的甚至要出版莫言所有的作品，展示一位國際性的、絕對一流的作家。他們還準備花大價錢邀請莫言做讀者旅行活動。”
俄語翻譯家：
漢語熱升溫助推中國文學翻譯發展
對文學稍有涉獵的國內讀者，都知道普希金、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俄羅斯文學在國內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那中國文學在俄羅斯呢？
俄羅斯翻譯家林雅靜曾在上課時問學生們：“你們讀過哪些中國作家的作品，喜歡哪些書？”學生十有八九會說沒讀過，即便讀過，也只是幾個華裔華僑的作品。問他們有沒有人讀過莫言、賈平凹、余華，回答一般也是“沒有，太難！”林雅靜說，對俄羅斯受過教育的讀者而言，中國文學是“陽春白雪”的存在，連文學家和批評家都不太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面貌。
另外一方面，俄羅斯翻譯家數量以及譯介的中國文學作品數量在不斷攀升。漢學家羅季奧諾夫博士是圣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系常務副主任。他所在的東亞系，是俄羅斯譯介中國文學的重鎮。此次參加研討會，他詳細梳理了近二十五年來俄羅斯漢學家的中國文學翻譯變化趨勢。他說，1992年到現在，中國現當代小說在俄羅斯的譯介經歷了三個階段：1992年至2001年，2002年至2009年，2010年至今。第一階段期間，俄羅斯只翻譯出版了4部中國現當代小說集，參加翻譯工作的有10位專家，其中有學者身份的占7位，翻譯水平都很高。對這一時段的譯者而言，文學翻譯沒有任何經濟好處，有時譯者不僅沒收到多少報酬，甚至還投入自己的經費或靠各種關系自助出版。這一階段翻譯隊伍和活動的特點是：漢學家少，質量高，報酬低，翻譯量小。第二階段，俄羅斯翻譯出版18本現當代文學文集，收入60位作家的133部小說。被翻譯最多的是王蒙、馮驥才、賈平凹、張潔。他們的作品之所以翻譯得最多，不只是因為寫得好，而且也因為譯者專門研究他們的創作。有40位專家參加翻譯工作。其中37位有學者身份。這一時段的中國翻譯已經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譯者一般會得到較好的報酬，但文學翻譯項目少，很長一段時間俄羅斯沒有一位專職的中國文學翻譯。
“2010年至今，大概出現了95位作家的167部新譯本，由55位翻譯家完成。其中29位由社會各界人士組成，非學者身份的翻譯家明顯增多。這一階段的最大特點，是絕大部分譯本后面有政府在資助。突出現象是，除了正規的翻譯出版外，互聯網上出現了不少人士發表的譯作或對中國文學的評論。”羅季奧諾夫博士說，尤其是2013年啟動的“中俄經典與現代作品互譯出版項目”，總計推出一百部圖書，大大推動中國文學的譯介進程。
他總結說，過去二十五年，俄羅斯中國文學翻譯活動的總趨勢是：翻譯家隊伍的人數從少到多，翻譯量從小到大，出版方式由翻譯家自己資助出版到獲得較高的翻譯費，從學術行為到完成國家訂單。
“蘇聯末期，全國只有七八所高校設漢語專業，到2009年增加到五十多所，會漢語的人數大量增加，高校漢學家的人數也大幅增長，漢語熱不斷升溫。這些群體在有需要的時候，會轉化為翻譯隊伍。”另一位俄羅斯翻譯家科羅博娃不無擔憂地說，老一輩學者型翻譯家多已過世，年輕一代翻譯家水平參差不齊，出現了一批不合格的譯作。“但隨著俄羅斯漢語熱進一步升溫，中俄兩國的人文交流進一步加強，俄羅斯的中國文學翻譯事業也會不斷成熟和發展。”
日語翻譯家：
中國暢銷文學作品更容易翻過日本出版的高墻
“談到日本對中國當代作家的譯介，不能不提到雜志《季刊中國現代小說》。該雜志是由日本的中國研究者和愛好者創辦的，以介紹中國當代小說為主的純文學雜志。”在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等課程的飯塚容先生，從純文學角度對中國文學在日本的傳播進行觀察。
據他統計，這本雜志從1987年5月到2005年7月的18年間，共翻譯介紹了中國130多位作家的300多篇小說，“我覺得這本雜志最能反映日本漢學家選擇中國文學的審美標準。”
“中國的文學作品，除非是宣傳得較好的暢銷文學，否則再怎么好也很難成功出版日語翻譯版。”日本翻譯家泉京鹿女士說。她提及了自己在日本翻譯中國文學“暢銷書”的親身經歷：“為了說服日本出版社出版中國文學作品，我們翻譯人員準備了各種各樣的數據和資料，比如‘在中國上市后銷量馬上達到五十萬冊’等一目了然的銷量信息，以及‘全球好多國家已經決定出版翻譯本’等翻譯信息。無論多么優秀的作品，沒有這些客觀易懂的數字和信息，也很難翻過日本出版這堵很厚很高的墻。”
泉京鹿女士大學專業是日本文學，選擇的第二外語是漢語。大學二年級時，參加了為期一個月的學漢語短期留學班，首次前來中國。留學歸來，她很想通過文學作品來了解中國，閱讀中國人的喜怒哀樂，于是去了東京市中心的大型書店。“書店里，中國翻譯書的書架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這很小的書架里大部分的書是古典文學。我沒有遇到自己想要的書。”
后來，她在日本的報紙《朝日新聞GLOBE》開設了一個名叫《從北京的書店》的專欄，連續十年介紹世界各地暢銷書的欄目。每次介紹中國暢銷書的時候，她和編輯部那邊都收到不少的讀者來信。這些信上說：“欄目上介紹的中國的書還沒出日語版嗎？”“非常想看日語版！”等等。
“說實在的，我感到在日本的中國文學的讀者粉絲越來越多。想了解更多有關中國的事情、中國人的想法、中國人的喜怒哀樂的人確實越來越多。很多愛看中國文學作品的日本人去中國旅游，會選擇到作品里面寫的故事發生地，以及跟作家有緣的地點旅游。看到這種情形，我再次感受到更多中國作品翻譯成日文后，所形成的文學的力量。我相信對于閱讀這些作品并到訪中國的日本人來說，中國文學能幫助他們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國。”泉京鹿說。
英語翻譯家：
希望幫助中國兒童文學被世人欣賞
“作為一名英國大學教授，從實際角度看，翻譯工作并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翻譯家藍詩玲女士說。
藍詩玲在英國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擔任教授職務。“我們的學院和政府在評估我們的研究內容時，譯文發表遠不如專題、研究類論文受重視。”
藍詩玲的話，得到了美國明德大學中文系教授穆潤陶的回應。他說，在美國一個學者的學術之路，從助教、副教授到教授，翻譯作品并不被看重。“我將翻譯項目當作學術計劃申報給學校時，負責人通過時往往會說：‘好啊，你可以輕松一年了。’”
即便如此，1994年起便在大學教書的穆潤陶，幾乎每年都開一兩門中國當代文學課，找有英文譯本的優秀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當作學生的閱讀材料。藍詩玲也遵從自己的內心，選擇投身于與她所研究的中國歷史文化相匹配的翻譯工作。她發現，她所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包含了對歷史和文化的深刻認識，對于一個歷史學者而言，這些是無價的原始資料；同時，文學翻譯也在文化交流中充當著至關重要的媒介作用。
美國翻譯家吳鈞從事著他喜愛的兒童文學翻譯工作。他翻譯了中國知名兒童文學作家劉先平、沈石溪、楊紅櫻等人的作品。他說，孩子們能通過兒童文學的寓意來了解世界和理解萬物，以及學會怎么正確地應對生活中發生的一切。當一個孩子接觸到不同國家的文明，且明白不同國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道理和邏輯時，他會變得更加包容。
“但我注意到，美國學校的課本里沒有中國的故事，孩子們很難接觸到極有價值的中國文化。我就想為美國孩子填補這個空缺，盡可能地把中國好的理念和價值譯介過來，幫助中國兒童文學走出中國并被世人欣賞。”吳鈞說。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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