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10 11:56:00
淺談中國翻譯行業的曲折歷史
縱觀中國翻譯行業史，我們可以回溯到19世紀中期，但是中國正處在和列強的防衛戰之中，西方列強的的侵入伴隨著西方文化向我方的滲透。
早期的一批翻譯家認識到，如果我們不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我了解西方的特征，這場仗將打得一敗涂地；
所以他們翻譯西方的科技文化典籍，希望國人通過對這些典籍的了解和研讀，更好地理解對手，并吸收對收的長處，以作為我們反攻對手的武器。
從晚清到民國是慘烈的，伴隨著此起彼伏的各大戰爭，閉關鎖國的政策讓我們失去了了解社會的渠道，封閉于自己繁榮富強的自我滿足之中。
在這個大背景下的翻譯事業，以拯救民族為主要任務，始終包裹著一絲急切，系著萬千安危，具有明確的現實性和功利性。
這一階段的翻譯不求精、不求美，但求大意出來，以供有志之士提供抗列強的對策。
不論是對外國報刊的翻譯還是對科技書刊的翻譯，無論是對西方政治思想的解析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引入，都存在著這樣一種現實性和目標性。
這樣一種現實環境的大背景決定了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以救國為目標，并沒有將學術發展作為自己發展的方向。
值得驚嘆的是，即使在國將不國的緊要關頭和人民身陷水深火熱之中的艱難時期，一些優秀學者對于學術的重要性還是保有著深刻的認識。
他們知道，此刻看似無用的學術，在將來必有大用。所以他們在追求翻譯數量的過程中，也仍然注重對翻譯學說的研究。
他們在翻譯和研究西方先進學術的基礎上，從未忘記思考如何改良當代中國學術，以為其注入新的活力，實現新的發展。
像賀麟、朱光潛、潘光旦、馮承鈞等偉大的學者先后將西方哲學、美學、心理學和歐美漢學等諸多領域的經典進行翻譯；
以供我國個學術領域借鑒。這些舉措為我國的學術界創造了一個個發展的新視角，為我國學術的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新中國對馬列經典著作和蘇聯文學作品的引進始于上世紀50年代之后，當時學術界進行了發規模的翻譯活動，翻譯界發展前景一片大好；
翻譯事業一度踏上了鼎盛時期。但是十年“文革”，我過的學術界不僅沒有前進，反而倒退了。
到了70年代，處于我國外交的需要，政府部門開始組織翻譯工作。
盡管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也展開得緊鑼密鼓，但是對學術翻譯并沒有啟多大的推動作用。
改革開放的號角聲帶來了學術研究的新秩序。翻譯業在日漸和暖的學術大氛圍中也日漸活躍。
一批翻譯大家開始翻譯，大量優秀的作品陸續問世。這可以說是我國學術事業步上新臺階的一個轉折點。
因為這些翻譯著作，國內學術界又一次得以接觸世界前沿的尖端科學，感受其他國家或嚴謹或輕松的學術氛圍；
從而對自身的學術氛圍進行反思，開展變革。隨著中國入世，我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互動日益頻繁。
針對這種需求，越來越多的翻譯公司應運而生，且隨著市場的需求越來越專業。
從起初的興起，到繁榮，到停滯，再到現在的活力。中國翻譯行業經歷了數變；
但是滄桑巨變扼殺不了中國翻譯行業的生機，只是為它的蓬勃發展增添了歲月豐富的內涵。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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