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9/20 16:31:00
翻譯是語言形式轉換的過程，變異如影隨形
1. 引言
由于文化間的異質性、譯者的主體性、以及讀者的期待視野等的存在，原語文本與目的語文本之間是不可能達到完全對等的，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有些文本是不可譯的。
一個文本可以生發出多種意義闡釋，任何一個合乎情理的闡釋理應得到充分的尊重。
翻譯本質上即為一種闡釋的行為，既無可以統攝全部的絕對標準，那么創造性叛逆在闡釋的開放性中便獲得了其合法性，這是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的重心之所在。
在當前的東西方學界，世界文學被定義為流通中的翻譯文學已廣受認同，可以這么說，沒有翻譯，就沒有世界文學。
但我們可以往前更進一步——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發生了變異的文學，沒有翻譯的變異，就不會有世界文學的形成。
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不同于傳統譯論執著于對等的追尋，它更多地是聚焦于跨語言層面的變異研究；跨語言變異關涉到語言形式的轉換，同時又重視語境因素帶來的內容變更。
沒有變異，翻譯文學將依舊苑囿于本土文學的范圍內，唯有讓翻譯在異質文化內積極融通， 本土文學才有可能跨越民族邊界，真正走向世界文學。
2. 不可譯性與創造性叛逆
翻譯的過程是兩個文化傳統對話的過程，當兩種語言之間發生轉換的時候，譯者扮演 了跨越文化和語言兩種邊界交流的中間人。
當然，思想或信息在交流中難免會有增減或者 扭曲變形，這是翻譯的難處，也是不得已的地方。
例如，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曾說過“詩歌是在翻譯中丟失的東西”。
關于詩歌的翻譯問題，羅曼·雅各布森也曾意識到：“( 兩種語言間的) 句法、形態、詞根、詞綴、詞素以及其他一些區別性特征——所有這些言語編碼的組成部分——都將帶著各自的意義指向，根據類同和對比的原則匯聚一起、產生碰撞、持續關聯。”
可見，要做好這類翻譯，著實不易。還有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開篇指出的“譯事三難：信、達、雅”，這是嚴復的翻譯工作體會，也是一條有一定參照意義的標準，但是若要所有文學翻譯都切實地遵循它又顯得不實際。
因此，當翻譯工作面對一些難以滿足這類標準的時候，許多譯者會選擇放棄翻譯的嘗試，他們認為強加翻譯只會導致對原文的背離。
基于翻譯之難的說法與各類嚴格的評判標準，不可譯性獲得了理論合法性。然而，在具體的實際翻譯操作中，不可譯性并不是一個絕對的存在。
固然，“翻譯牽涉到兩種符碼間的信息對等”，而“符碼單位之間不存在完全的對等，這時候信息就可以為其他符碼單位和信息的充分闡釋帶來可能” ( 羅曼·雅各布森) 。
尤金·奈達強調功能對等甚于形式對等，也為翻譯的評判提供了一個更為靈活的標準。
雅各布森指出譯者充當了兩種符碼和信息間溝通的橋梁作用，實際上間接地提高了譯者的地位，譯者的主體性受到同情和允可。
譯者的主體性體現在：作者賦予原文本以意義，譯者根據自身的理解在目的文本中傳達作者的意圖，讀者可以經由譯本獲悉原文本的基本內容，但這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譯者用他的方式來二次呈現的。
因此，沒有絕對不可譯的文本，只有暫時沒有被翻譯的文本；一個文本之所以暫時沒能被譯，那是因為它還沒有遇到一個具有足夠創造性的譯者。
翻譯中的變異不可避免，創造性叛逆勢在必行。對創造性叛逆的研究的意義在于，它聚焦于跨文化對話中出現的意義碰撞、阻礙、誤讀和扭曲等問題。
如上所述，當翻譯被視為一種闡釋行為，任何“合乎情理”的翻譯都是對原文本的一種合法的闡釋，“合乎情理”在這里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其一是說翻譯是文化闡釋的形式之一，具有開放性特征；
其二，這種闡釋又不是完全隨意的闡釋，它有一定的度。簡言之，創造性叛逆鼓勵翻譯行為將文化因素納入考慮，它通過在跨語言和跨文化闡釋的過程中既參照原文本，又有所限度地叛逆來獲得它的合法性。沒有創造性叛逆，文學的傳播和接受將變得步履維艱。
3． 沒有翻譯的變異，就沒有世界文學的形成
既然世界文學是一種全球性的流通和閱讀模式，且一個文學文本在異域文化環境中多數時候都是依賴譯本才得以被閱讀，那么這個文學文本要進入世界文學的殿堂，它首先就要經歷被翻譯，然后在原語語境之外的其他地方得到傳播。
文化和文明間的異質性又使得翻譯在很多時候需要將原文本用其他的語言和文化符碼進行創造性轉換才能具備可操作性。
因而在翻譯和接受的過程中，文學文本可能需要經歷多個層面的變異。只有在翻譯中發生變異，世界文學才得以形成。
變異凸顯了語言形式的表層下的文化間的異質性，以此豐富了比較文學可比性的內容，異質性和變異性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天地。
在這里我強調翻譯的變異及其對世界文學形成的重要意義，目的是為了說明變異在翻譯中的不可避免性，同時變異也正是文學在通向世界文學的途中所收獲的東西。
一個譯者如果想要他的翻譯在目的語的語境中獲得接受，它就必須要考慮到目的語的習慣性表達，以及讀者的閱讀習慣，這時候原文本和譯本之間就有一道溝塹。
溝塹所在之處，即為變異發生之處，變異后的譯本與原文本有差異，但不一定是對原文本的“折扣”。
在變異學的英文專著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中，我提出變異學是指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現象在影響交流中呈現出的變異狀態的研究，以及對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相互闡發中呈現的變異，探究比較文學變異的規律。
變異學研究的重點在求異的可比性，研究范圍包括跨國變異研究、跨語際變異研究、跨文化變異研究、跨文明變異研究、文學的他國化研究等方面。
幾個方面共同構筑起變異學的理論體系。在異質文化的傳播中，由于傳播主體的選擇、語言體系的差異、接受主體的過濾等因素影響，文學作品在流傳至他國后勢必會產生作用與反作用的的過程，與此所形成的文本變異現象成為了變異學理論的前提與基礎。
比較文學變異學是將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研究支點，通過研究不同國家間文學交流的變異狀態及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個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的異質性和變異性，探究文學現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律性的一門學科。
從研究范圍來看，變異學理論主要涉及五個方面。首先是跨國變異研究，典型代表是關于形象的變異學研究。
20世紀中葉，基亞在《比較文學》中專列一章“人們看到的外國”對形象學進行論述，形象學也在不斷地發展中成為了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
形象學的研究對象是在一國文學作品中表現出的他國形象，而這種形象是一種“社會集體想象物”。
其次是跨語際變異研究，典型代表是譯介學。在文學作品在流傳至他國時將穿過語言的界限，通過翻譯在目的語環境中被接受，在此過程中形成的語詞變異是變異學所關注的焦點。
在當下的研究視野中，譯介學已不再滿足對“信、雅、達”的強調，轉而突出在翻譯過程中的“創造性叛逆”，這也促使譯介學成為一種文學變異研究。
第三是文學文本變異，典型代表是文學接受學研究。從變異學的角度出發，接受方受主體的審美與心理等因素的影響，這種無法實證的變異現象是變異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四是文化變異學研究，典型代表是文化過濾。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基礎在于對異質文化與文學的比較分析，而文學作品與現象在不同國家的穿梭中必然會受本土文化限制，接受方在文化傳統的影響下對外來信息進行選擇、改造、移植， 從而產生文化層面的變異現象。
第五是跨文明研究，典型理論是文明對話與話語變異問題。賽義德認為當一種文學理論從一個國家旅行到另一個國家后，這種理論話語必然會產 生變異。
這五個層面的變異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織的，其中跨語言變異是貫穿其他四個層面變異的一條紅線。
它們的可比性依據源于語言、文化、乃至不同文明的基底性話語規則的異質性。
以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為例，他的成功再次證明，用非英語寫成的優秀文學作品也可以經由翻譯躋身于世界文學的經典之列。
當然，莫言的作品首先毫無疑問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精品，但是正是依賴翻譯，它們才獲得全世界的讀者和研究者的認可，誠如莫言自己所言——“翻譯家功德無量”。
葛浩文作為一個“值得托付”的譯者，他明顯更懂得英語讀者喜歡什么、拒絕什么。
為了適應新的文化語境和接受環境，“葛浩文對莫言的小說也確實有所刪改，也許有批評者認為作為翻譯者的葛浩文不夠‘忠實’，但他讓中國文學披上了英美當代文學的外衣，這恐怕是葛浩文譯本受到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國內的譯者很難與之比肩的巨大優勢” ( 季進語) 。
顯然，在跨越邊界的文學翻譯活動過程中，變異成就了莫言作品在英語世界的成功接受。
翻譯的變異對世界文學形成的另一個影響表現在——跨語言變異可以帶來什么？
一種文學從一個國家流傳到另一個國家，經過文化過濾、翻譯和接受的綜合作用可能會經歷一個更深層次的變異，這是一個“文學他國化”的過程，是一個文化符碼和文學話語的變更過程。
哪一種話語在翻譯過程中占據上風，需要綜合的平衡。
如果翻譯傾向于更加忠實于原文本，那么就會保留較多原文本所攜帶的話語規則，這類似于勞倫斯·韋努蒂所提出的異化策略，但是這種翻譯策略較難為譯文讀者所接受。
如果譯者試著變換原文本以適應目的語的文化語境，原文本的話語規則將和目的語環境 (他國) 的文化話語規則產生碰撞，且在融合后他國文化的話語相對較多地呈現在譯本中，這時候目標讀者可以從譯本中獲得親切感，從而讓譯本更好地在他國獲得自然的接受，甚至成為他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所以通過合適的翻譯策略的選取，將兩種話語規則融合并更多地彰顯本土話語的優勢，以此便可以實現外來文學的本土化，即外國文學可以被民族文學吸收，乃至成為民族文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簡而言之，我們要看到翻譯在世界文學的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同時也要意識到變異在翻譯過程中的不可避免，沒有翻譯的變異，國別文學將很難步入世界文學的殿堂。
只有在翻譯中經過了變換與調適，本土文學才能被外來文學所接受和吸收。
今天世界文學的概念本質上已經暗含不同文學的交流、對話和互補特征，文學的他國化是一種深層次的變異，它雖然不會經常發生，但卻是一種理想的不同文學間相互吸收、融合和促進的過程; 它可以為本土文學帶來新的生機和活力，充實本土文學的經典寶庫。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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